王培根:甲午年对甲午海战的思考
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4-07-09 16:31:40字体大小: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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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痛定思痛   勿忘国耻

——甲午年对甲午海战的思考

王培根

(2014年5月1日)

同志们:

大家好!应领导的邀请,今天要我来以发生在120年前的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为主要内容,谈谈自己对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对中国的伤害、感悟和思考。

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,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滴血的伤口,是中国命运的一道大坎。今又甲午,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人,反思反省,应有其心;抗耻拒辱,当有其力。痛定思痛,我深深地感到,对中国而言,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至少有这么两点:一、战争失败,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;二、战争虽然早已结束,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,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。因此,对这场战争的疑问和解答,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进步的阶梯。所以,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这场战争,勿忘国耻,矢志强国。

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海军之败,陆军之败,而是国家之败、文化之败。因此,就这些问题,我想讲五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甲午海战的背景与基本情况;二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;三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;四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信仰的失败;五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是国运衰败的结果,同时也引来了国人的觉醒。

一、甲午海战的背景与基本情况

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,建立近代国家,并具有强烈的军国扩张欲望。明治政府一建立就制定了旨在征服中国和世界的所谓“大陆政策”:侵占中国台湾,再征服朝鲜,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,继而征服全中国,最后独占亚洲,称霸世界。

1894年春,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,以“除暴安良”和“逐灭夷倭”为口号。起义很快席卷了朝鲜南部很多地区,朝鲜政府无力镇压,便向清政府求援。清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兵2500人赴朝助剿。日本伺机而动,决定出兵朝鲜,趁机挑起中日冲突以发动侵略战争。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,清政府照会日本,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。日本拒不撤兵,蓄意扩大事态。面对日本的挑衅,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。以光绪帝为首的帝派力主加强战备,以武力遏制日本的扩张,但实权掌握在西太后和李鸿章手上,他们对日避战求和。日本重兵压境,驻朝清兵多次请添援军,李鸿章不予理会,反而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调停上,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均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。

7月底,清援军途经丰岛海南时,突遭日舰袭击,清军官兵死伤惨重,日不宣而战,正式挑起侵华战争。189481日,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。9月,日陆军分四路会攻平壤,清军与日军在城外展开激战。左宝贵指挥清军英勇抵抗,死守城北玄武门一带,并亲自登城开炮袭击日军,不幸中炮牺牲,玄武门失守,主将叶志超投降逃跑。917日,中日在黄海海面上进行了激烈的海战。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争,丁汝昌受伤后仍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,由“定远”号管带刘步蟾代其指挥督战。“致远”号管带邓世昌在鏖战多时、船舰受创情况下,下令船舰猛撞日舰,不幸中鱼雷,全舰官兵壮烈殉国。“经远”号亦在其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然损失了5艘军舰和近千士兵,但也重创了日舰。由于李鸿章实行“保船制敌”的消极防御方针,命令北洋海军集于威海卫,不准出战,致使日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。

10月,日军偷渡鸭绿江成功,九连城、安东等相继失守,日军进逼辽阳。与此同时,日军另一支军队由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,南犯金州。徐邦道率部分清军与日军在金州激战,因寡不敌众、后援不济而退守旅顺,另一清军将领赵怀业不战而逃,弃守大连。1117日,日军进攻旅顺,只有徐邦道一部奋勇迎敌,孤立无援,旅顺失守。22日,日军进入旅顺,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,历时4天,杀害2万多人,血流成河,尸横遍野,整个旅顺只剩下36个人。旅顺失守后,清政府多次派人向日本求和,日军不予理会,将进攻重点转向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。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尚存,可与日军一战,但李鸿章严禁其出击,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。威海一战,北洋舰队全军覆灭,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,定远管带刘步蟾亦自杀殉国。1895年初,日军战略重点转向辽东半岛,辽东半岛沦陷。3月,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议和。1895417日,李鸿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,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,甲午海战结束。

《马关条约》是《南京条约》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。日本割占了我国辽东半岛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大片领土,进一步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,同时,强行我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(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总收入),大大地助长了列强侵略我国的野心,引发了列强瓜分我国的狂潮,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和灾难。

二、甲午海战的失败是国家制度的失败

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,也非陆军之败,而是国家之败。

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,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,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,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“改革开放”的道路,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,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,另一个则止于外形。福泽瑜吉说,一个民族要崛起,必须要改变三个方面:第一是人心的改变;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;第三是器物的改变。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,如果颠倒,表面上看是走捷径,其实是走不通的。日本就是按这个顺序走的,而清朝则反着走。结果一个成功了,一个失败了。德国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,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,他指出,中国和日本的竞争,日本必胜,中国必败。他说:“日本到欧洲来的人,讨论各种学术,讲究政治原理,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;而中国人到欧洲来,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,价值如何,买回去就算了。”

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,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。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,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,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。况且日本是爱学习的民族,谁强跟谁学,而且学得有模有样。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,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,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“唐化”之风。二战结束后,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,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。所以,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,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,并不让人惊讶。日本与清朝的对决,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,清朝怎么能赢?

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,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:国不知有民,民不知有国。人民只有宗族意识,没有国家意识。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,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,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,对压迫逆来顺受,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。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《支那论》,说中国人“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,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,其他部分没有感觉,仍能继续活着”。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,也不差分毫。但西风东渐之际,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,脱亚效欧,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,人民变成了国民。

百姓是不是国民,有两条重要标准,一是有没有权利,二是有没有财富。明治维新时,日本还搞了“自由民权”运动,其核心是“纳税人的参政权”。大久保利通说:“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。”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,鼓励民间资本。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,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,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。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,可战前买军舰,竟一分也掏不出来。有了国民,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。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海战经验时都认为,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,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。反观大清帝国,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,清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。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,甚至不是军人的事。威海卫陷落后,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,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,而非参战,理应归还。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。

梁启超说:“今日世界之竞争,不在国家而在国民。”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,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。明治维新时是这样,今天也是这样,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。这里说的教育是指的是“欧化”后的新式教育,它完全不同于日本“唐化”后的旧式教育。甲午海战10年后,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。日本天皇说,赢了这场战争,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小学教师,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,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。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。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。思想不仅是心理的,也是生理的。我们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,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,别人很难模仿。许多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,总说:“不像。”为什么不像?缺少了什么?有一次,我国外交官在日本访问,正值马拉松比赛,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,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。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,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,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,街道两侧,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。这时我国外交官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。就在甲午海战前不久,李鸿章访问英国,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。事后问他观感,李鸿章说:“很好,很好,只是实在太辛苦,何不雇人来打?”

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,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。在他看来,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。他还说,像伊藤这样的人,在日本成百上千;“中国之才如李某者,其同辈中不得一人”。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,也是改革的阻力。成事在人,败事也在人。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,怎能不败?

三、甲午海战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

甲午海战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。19世纪中叶,西方列强入侵东方,亚洲各国相继沉沦,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。中国发起洋务运动,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。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,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,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,应该同样值得尊重。问题是,东亚狭窄,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,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,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。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,而清朝则懵懵懂懂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。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。相反,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。直到国家覆亡,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,这就告诉我们,任何时候,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。

第一,要有战略意志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要向日本学习。日本是个岛国,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。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,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。也就是说,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。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:一、一日权力集中,就要征韩;二、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,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。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,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。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,大陆情绪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。

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、大战略家,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。日本发动甲午海战时,叫嚣的是“国运相赌”。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。甲午海战之后,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,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,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。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,南京大屠杀就是“扬州十日”的翻版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,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,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。它是首都,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。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。

第二,要有战略眼光,要看得深、看得远。中国的历史,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,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。只有布局天下,才能布局中国。甲午海战既是中日双边冲突,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,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。1853年,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,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。不久后,左宗棠收复新疆,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,所以它掉头东进,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。甲午海战后,日俄冲突成了必然。10年后,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“第零次世界大战”的日俄战争,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,催生了日后的俄国“十月革命”,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
美国人李普曼说,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,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。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: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,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。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,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,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,仗打败了,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。退一万步说,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,如果军事战略恰当,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。否则,即使国家战略正确,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,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。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,最能说明这一点。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,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,将强未强,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。日本则强调“强兵为富国之本,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”,8次扩充军备,准备“举国发动,国运相搏”。谁的国家战略正确,一目了然。但战争结果是,正确者失败,错误者胜利,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。

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,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,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,主要是观念落后。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,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。清朝的军事变革,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,“大胡子剃掉了,德式西服穿上了,但是留大胡子、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”。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。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,有饭吃就满足。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,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。因此,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,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。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,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,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。表面上看,甲午海战的战场上,是双方“海龟”的较量。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,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,且都用英语指挥。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,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。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,后来我想透了,这丝毫不奇怪,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?退一步讲,即使是防御,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。反观北洋水师,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。

清朝军事变革还存在两个问题: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。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,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,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,从零开始,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,横扫欧洲。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。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,官拜上将。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。

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。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、淮军基础上组建的,门户对立,内斗激烈。军事上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,已然成了官员私产。战争中,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,这些装备型号之多,令日军瞠目。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。

甲午海战中,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责尽力了,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。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,7名殉国,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。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。他们越英勇,就越反衬出政府无能,反衬出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。甲午海战,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,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。

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,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,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。仅举海军为例,到二次大战爆发时,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,拥有10艘航空母舰。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.9吨,还没有日本一条“大和”号战列舰的吨位(6.5吨)大。

四、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信仰的失败

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、信仰失败。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。文化的核心是精神。精神的核心是信仰。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。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、发展和变异。甲午海战前,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,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,倾听缓慢、悠长、哀伤的二胡演奏,良久,他说:“完了,这个大国完了。”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。

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,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。丰岛海战、平壤之战,乃至大东沟海战,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,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。日本《日清战争实记》写道:“支那大将身形高大,力气超群,貌似可指挥三军,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,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,甚至披上妇女衣装,企图蒙混过关。”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,辱骂失败者是“支那”。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。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,哭哭啼啼。日本人出征的情形,梁启超写过了:“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。那光荣的程度,就像中国人中了举人中了进士一样。”他还说,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“祈战死”三字相赠。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,都以“勿生还”相祝贺。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,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。

旅顺大屠杀时,中国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抵抗,绝大多数神情麻木,如待宰羔羊。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:“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,任人宰割,实是现在景象。”如果一条鱼病了,是鱼的问题;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,那就是水的问题。这个“水”指的就是中国文化。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。春秋时期,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。思想灿烂绚丽,极富进取心,也极富创造力。到处是慷慨悲歌、侠肝义胆之士。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,洋洋大观!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。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,如信、义、仁等等。秦始皇之后,专制皇权大行其道,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。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,不知道有国。孝子太多,忠臣太少。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,因此成了一盘散沙。尤其是经过元、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,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。200多年前,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,回去后,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:“中国人没有宗教,如果有的话,那就是做官。”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:“人心腐败已达极点。”

日本没有宗教,然而,日本人有信仰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,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。日军侵略战略的规划者石原莞尔认为,中国原先也有“武士”的,但这种“武士”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。中国的“武士”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。日本神道最强调“忠”。“忠”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,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。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,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,是所谓“万世一系”。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,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,将死亡视为解脱,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。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。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、冒险和自杀。“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,于生死两难之际,要当机立断,首先选择死”,而且是果断地死,毫不犹豫地死。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,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。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。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。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,却最受日本人推崇。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,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。我看甲午海战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,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: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,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;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,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。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;“……冲向高山,让尸骸填满沟壑;走向大海,让浮尸浮满洋面。”在现代世界军队中,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、又是鲜血的军歌?

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。日本侵略中国,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。有一种研究认为,甲午海战时,北洋水师炮口径大,日舰的炮口径小,但射速快。日军是打人不打船。当45倍于清舰时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,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造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。日军攻击旅顺,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,伤亡那么大,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,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。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,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?可是,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。就在甲午海战发生40年后,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。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,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。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、麻木、贪生怕死,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。他们是那样英勇,大无畏,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。仅仅40年,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。他们怎么会这样?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?

我给你们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: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,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,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,被埋在雪堆里。后来部队上来后,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,拳头紧握。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,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圆。党证里写道:刘志海,中共正式党员,1933年入党。从这个故事中,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。

五、甲午海战的失败是国运衰败的结果,同时也引来了国人的觉醒。

甲午一役,是民族之哀,民族之痛,但我认为,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。因为这场战争之后,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。在这个瞬间里,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。

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。甲午海战对中华民族的影响,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:“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,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、偿二百兆始。“从准确意义讲,不是鸦片战争,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。甲午海战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。甲午年6月,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,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,结果不被采纳。3个月后,黄海兵败,同年11月,檀香山兴中会成立。次年2月,香港兴中会成立。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。同盟会成立几年后,清朝被推翻。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“21条”,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。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,中国共产党诞生了。从此,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。

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海战前一年。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海战10年后,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。他们的青年时代,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浪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。启蒙、自强与救亡,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。

从另一个意义上讲,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。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。1956年,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:“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。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,教育了中国人民,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。所以,我们应该感谢你们。”日本是一个有特点、有优点的对手。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,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。没有甲午一役,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。

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:“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,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。”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,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。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,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海战失败的阴影。抗日战争中,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,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,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。这似乎是一个宿命。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,而且为民族复兴还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。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。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,刘公岛鏖战时,夫人来探望。萨镇冰说:“这里是什么地方?今天是什么日子?告诉她就当我死了,叫她速回!”夫人垂泪而归,不久就去世了。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,解放后当过中央军委委员,但终身没有再娶。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,写下了“终有扬眉吐气天”的诗句。去世前赠诗毛泽东:“尚望舟师能再振。”甲午海战以来,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,自朝鲜战争始。

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。甲午海战中国败了,却是凤凰涅槃,一步步走向辉煌;日本胜了,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。甲午海战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,还尝到了“国运相赌”、“以小博大”的甜头,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最后,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,竟然叫嚣要“将旭日旗插在喜马拉雅山山顶”。美国学者研究认为,日本患上了一种“胜利病”,什么仗都敢打,什么国家都敢侵略。看看日本人甲午海战后的旅程,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。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,挨了两颗原子弹,输得一干二净;交出了朝鲜,交出了满蒙,交出了台湾,除了一个冲绳之外,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。种未亡,国已亡,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。这一切,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海战有关。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,走到极致,也就滑向了反面。岛民善冒险,总是搞突然袭击。凭借冒险和偷袭,日本赢得了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。滥用这种力量,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。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:“袭击珍珠港的念头,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,但那场地太大了。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,日本总是犯大错误。“

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。

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。我们完全有能力、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。

今天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!